泉源：2016-06-07 08:35:00 法制日報
“我現在出門都先加滿油，否則堵在路上，咣咣咣，沒油了怎么辦？”說這話的，是北京市政協委員石向陽。
首都常被戲稱為首“堵”，擁堵頑疾困擾北京多年。單雙號限行、限購等多項措施先后出臺，北京依然是首“堵”。
克日，北京市環保局、交通委在北京市政協召開的霧霾治理問題提案解決協商會上示意，已開端制訂北京市交通擁堵收費政策方案和手藝方案，現在正在組織進一步的研究和論證。收取擁堵費的風聲一出，輿論嘩然，6月2日，本報曾刊登《征收交通擁堵費三大問題待解》報道，引發各界普遍關注。而與此同時，作為此次輿論熱潮源起的北京政協委員們，也正陷入針對北京擁堵費的新一輪熱議之中。
擁堵費該不該收？
擁堵費不會一收即靈
征收交通擁堵費，在北京是個老話題，討論了幾年，卻在今年格外搶眼。先有今年北京市兩會上，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亮相北京正在研究試點征收擁堵費的政策，再有北京市環保局、交通委發聲擁堵費收費政策方案和手藝方案正在研究。
現在，擁堵費這只靴子是否即將落地？
多位北京市政協委員、法學專家均對《法制日報》記者示意，北京征收擁堵費存在執法、手藝、民意上的種種難題，而且擁堵費決不是一收即靈的，它只是眾多緩解交通擁堵的措施之一。
石向陽旗幟鮮明地否決北京征收擁堵費。“以限治堵是我們當前的思緒，但要小心這背后可能存在的懶政頭腦，限制人們的權力最簡樸，可收擁堵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，搞欠好就會越收越堵。若是收擁堵費真能解決擁堵，人們犧牲點利益，也能接受，可若是收了費治不了堵，那政府該若何跟市民交接？”
同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朱良、鄭實則以為收擁堵費并非毫無道理，鄭實對記者示意，若是用限制路權的方式可以使門路資源到達最好的行使，提高門路使用效率，征收擁堵費可以明白。朱良則以為，若是擁堵費這個經濟杠桿用得好，比限號限行行政措施有用，但條件是得“用得好”。潛臺詞意即：用欠好，不如不用。
無論是否認同征收擁堵費，3位委員均提出，北京治堵需打出“組合拳”，征收擁堵費只是其中一個招式，即便征收了擁堵費，也不能完全解決北京擁堵問題。
“為時過早，舍近求遠。”鄭實這樣評價北京收取擁堵費一事。
為什么為時過早？鄭實以為，若是征收擁堵費，首先要解決執法依據的問題，需要走立法程序，同時另有手藝方面的問題，需要增設專門的手藝裝備，治理中也會發生許多新的問題。“這其實是一個很累的方案，我們現在另有許多比收擁堵費容易、有用的招數沒有用到位。”鄭實說。
事實該怎么辦？石向陽以為，相對于收擁堵費，“以疏治堵”更能贏得民心。“應當先把全北京城的交通堵點、盲點、亂點所有找出來，一個堵點設計一個交通疏導方案，一條門路制訂一套交通解決方案，調整不合適的環路進出口，改善不合理的紅綠燈設置，這些事情要是做到位了，北京的交通擁堵肯定能改善。”
鄭實則以為，先把停車治理的事情做好，以靜制動，加大違章停車的處置力度，拓展停車秩序樹模街區局限，同時大力發展公共交通，先用盡這些好用的招數，再來談擁堵費更為現實。
若何保障路權同等？
不能異化成“有錢者有權”
受訪委員均以為，征收擁堵費先要厘清執法依據。朱良提出若是非要征收擁堵費，需要走立法程序，請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地方立法形式確定，以確保政府收費的合法性。
法學界的擔憂也由此而來。
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呂艷濱以為，征收擁堵費應當視為與征稅一樣的限制財產權的行為，嚴酷意義上講，地方人大沒有這樣的立法權限，北京市人大能否制訂這樣的地方立法尚待探討。
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授楊偉東也對記者示意，現在有關擁堵費的執法依據并不清晰。“如無上位法的支持，部門規章不能限制公民權力、增設公民義務。即便是由北京市人大來立法，仍然需要在上位法中找到依據。找到的依據仍然需要民眾的討論來判斷其正當性，判斷其是否相符立法本意。”
征收擁堵費后若何保障“路權”同等，這一問題也值得深思。呂艷濱以為，征收擁堵費這一限制路權的行為不能異化成“有錢者有權”。
擁堵費跟限購、限行之間的關系也需厘清。呂艷濱、楊偉東均不約而同地關注這一點。“收擁堵費跟限購、限行之間是什么關系，是不是收費了就不限購、限行了？”呂艷濱以為，一旦收取擁堵費，繳費者能否要求不被限行，這些政策若何調整、怎么樣配套使用等諸多問題需要討論。
相比于社會各界對是否征收擁堵費效果的關注，執法界人士更關注這一決議若何制訂。
楊偉東提出，若是非要征收擁堵費，那需要決議部門扎扎實實做好研究，并把研究的效果清晰展示出來，不只是提供一個結論，而應當展現下結論的全過程。“收費有什么效果，怎么會有這個效果，做結論的方式是否科學，全都要展示出來。然后讓社會民眾去討論，去評價。”他希望收取擁堵費一事能成為民眾介入決議的一個樣本。“決議者要營造一個開放的環境讓民眾討論，從而形成社會共識。”
擁堵費怎么收？
電子車牌易損害公民隱私
據媒體觀察顯示，網民對于擁堵費征收的問題整體顯示較為敏感，50.5%的網民以為北京征收擁堵費的時機還不成熟，61.4%的網民以為擁堵費無法破解“首堵”之困。
盡管如此，如一旦非要征收擁堵費，配套的方案必須跟上。
“征收擁堵費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利益的權衡，其效果將取決于制度怎么設計，需要有精細化的配套方案。”朱良說。
朱良以為，征收擁堵費需要先執行電子車牌，才氣確保能識別出車輛。“沒有電子車牌，遵照現在的識別車牌手藝，會帶來誤差大、識別率低等問題，若是接納購置擁堵區‘綠卡’的方式，即是交費了就沒有限制，不交費就完全不能進入該區域。”
那是按區域收費照樣按次數收費？朱良以為，按區域收費必須思量居住在擁堵區內以及事情地點在擁堵區的人群；接納按通過次數收費需要細化思量擁堵里程等諸多問題。無論若何，方案要設計得仔細。
朱良因此提出，征收擁堵費應接納類似累進制的收費方式。“北京擁堵是一種常態，征收擁堵費是為了調整過量的‘添堵’,每輛車都不可避免給北京‘添堵’。”因此，應當設定一定的免費“擁堵額度”，超額則付費。同樣，車主的因素也需思量，若是一人名下有3輛車甚至更多車的情形已經超出合理自用的局限，在研究征收擁堵費時應對這種情形專門思量，與只有一兩輛車的車主有所區別。
對更新手藝裝備再來收取擁堵費，楊偉東卻提出對公民隱私的擔憂。他以為征收擁堵費勢必會用到車輛定位，甚至是由政府部門掌握公民所有車輛行駛軌跡，這就帶來了隱私的問題。“大量的數據信息需要被妥善保留，一旦數據平安存在破綻，將帶來非常大的貧苦。”
此外，配套方案除了用度若何收取外，還需涵蓋收取的用度若何使用、經費若何公然等問題。
“收的錢去哪了，是否用在緩解交通擁堵上了？”呂艷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。
多位委員、專家均關注到這一問題。朱良提出，征收擁堵費一定要公然透明，建議設立專門網站，把收到的擁堵費實時公然。“稀奇要注意，即便收了擁堵費，也是一種調治手段，這部門用度不能成為政府財政的主要泉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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